唐僧
一部《西游记》似乎是孙悟空的主角、八戒的配角在表演，其他都是跑龙套的，这样说未免绝对化，却有一定的道理。拿唐僧来讲，取经是唐僧去取经，而非孙悟空去取经，但唐僧形象同孙悟空、猪八戒比起来，鲜活性、丰富性要差得远。一般的评价是：唐僧形象单薄，沙僧形象模糊。唐僧身上，似乎概念化、观念化的成份多，而血肉性的成份少。但我们不能抛开虔诚佛教徒和取经人的角色性质去要求对唐僧的塑造如何如何，在角色内，唐僧同样是有血有肉的。
试想，作为一个自幼出家的和尚，外在表现是清心寡欲，与世无争，当然受世俗社会的濡染，内心自然也有七情六欲，至少也有人性的本能显现，像猪八戒那样。但他同时又肩负了一个神圣使命，奉佛祖如来旨意和唐朝帝王之托，求取真经，以普渡众生，如果像八戒那样表现出“贪”，贪财、贪色等，那将会对这个形象产生一种不伦不类的讽刺感，是对这个形象的瓦解。所以唐僧和猪八戒不同；作为一个真正的和尚，承担的是分内的最崇高的使命，又是这个团体中的领导，自然要正派、稳重，如果像孙悟空那样，急躁好动，有时还耍弄小聪明，开着不荤不素的玩笑，当然也不行；他自幼出家，烂熟佛典，又有很高的文化修养，又是取经团队的领导，当然也不能像沙僧那样，沉默寡言，任劳任怨，一片服从之心。唐僧只能是唐僧，这就是角色定位。
不管是小说中的南赡部洲也罢，东土大唐也罢，唐僧是个中国和尚无疑，“和尚”前面冠以“中国”二字，那就有了中国特色，中国古代的文化僧人，既是佛门信徒，又是儒家文士，唐僧也不例外。唐僧形象其实就是和尚与儒士的叠合，两个因素对唐僧这个角色互有影响，儒家的积极用世精神给他这个出家人赋予了颇浓的用世之心，取经原本就是双重指令，既是佛家的，也是皇家的。所以过通天河时，他也会由衷发出这样的感叹：“世间惟名利最重，似他为利的，舍死忘生，我弟子奉旨全忠，也只是为名，与他能差几何？”而自幼当和尚的他，与世俗社会又存在着隔又不隔的矛盾，让他变得迂执、懦弱、死板，简单说，在他身上又表现出迂儒的一面。这也是角色定位。
不少人在分析唐僧这个角色时，把他在妖精面前吓破肝胆、擦眼抹泪的行为，上升为这个形象意义的否定意义的重要方面，认为他一方面锐意取经，一方面又贪生怕死，是一种虚伪；甚至说他肉眼凡胎，往往对妖精慈悲，对降妖除魔的悟空一再驱逐，是假慈悲，从而否定他取经的意义。这一些都是把自己的主观意志强加于唐僧身上。这个取经队伍中，连白龙马都具有超凡的本领，唯独唐僧是一个现实社会中的普通人，西行途中，从老百姓到国王、大臣见了唐僧约束下的三个弟子都惊呼“妖怪”，何况唐僧一直是在妖魔嘴边争来夺去，假如他在妖精面前表现出悟空那样的乐观豪迈精神，真实吗？当然不真实；假如他有悟空那样的火眼金睛，能识破一切妖魔鬼怪，那他也就具有超凡本领了，也就没必要找上三个徒弟保护他西天取经了。必须把唐僧还原为现实社会中的普通人，然后才能去把握对他的角色塑造。这还是角色定位问题。
取经的过程，也是取经者自我救赎的过程，悟空、八戒、沙僧如此，唐僧也不例外。他的前世原为如来佛的第二个弟子金蝉子，因不认真听佛祖讲经，故转世为人。也就是说，他前世也是欠下了一笔，需要今世修行弥补。从这个角度讲，他与犯有不同错误需要自我拯救的几个弟子是一致的。西行途中，他还有两个救赎工作要做，一是他自身要不断克服“心魔”，战胜“心魔”；二是根除三个弟子的“魔性”，增强他们的“佛性”，这其中也包括白龙马。
决定求经、踏上征途前的唐僧，沉浸在一种肩负神圣使命的崇高感当中，处于理想主义的务虚状态。他对唐王发下洪誓大愿：为求真经，愿“捐躯努力”，如取不得真经，“永堕沉沦地狱。”当弟子们以西行“峻岭陡崖难度”、“毒魔恶怪难降”警示他时，他但以手扪心，回答说：“心生，种种魔生；心灭，种种魔灭。”此时他还是从不切实际的理念中去坚定他的信心。踏上征途，未出国界，就遇牛、熊、虎三个妖精，当其面就把两个随从剜心剁尸、分食四肢，把他“几乎唬死。”实实在在地给他上了一课，双叉岭太保护送至国界，他还要求“千万敢劳太保再送一程。”事实教育了他，仅靠精神支持是不行的，要取经，必须有得力的保护者。五行山收了悟空，他才重燃起希望。
但征途初期的唐僧，应该说还没有达到真正的佛的境界，是有欲望的，这个欲望主要表现为他唯一注重的是取经的结果，并没有看重取经过程中自我心性的修行，即去除心魔，很像一个建功立业者的急于求成一样，也就是说求得真经返回大唐的求名心态十分明显。为此，在第十九回，也就是在收八戒的同一回，有一个乌巢禅师传授《多心经》的情节。乌巢禅师昙花一现，此后再也没出现，授经情节也很简单，很容易被读者忽视，但从后文经常提到《多心经》来看，尤其在关系唐僧这个人物上，应该引起重视，短短的一篇《多心经》，实际是自此之后，指导唐僧及其队伍进行自我救赎的心路航标。
乌巢禅师住在浮屠山，浮屠亦作浮图，佛陀之异译，意为“觉”、“觉者”、“知者”，“觉”又包括“自觉”、“他觉”、“觉行圆满”，“觉者”才达佛之最高境界，才真正成佛。八戒向唐僧介绍乌巢“有些道行”，但唐僧首先关心的不是向其问“道”，而是向其问“路”：“请问西天大雷音寺还在哪里。”禅师显然对唐僧执着于结果与形式的问法有所失望，只回答：“远哩！远哩！只是路多虎豹，难行。”唐僧仍然追问：“路途果有多远？”禅师不得不点出根本：“路途虽远，终须有到之日；却只是魔瘴难消。”于是传授《多心经》，虽然唐僧“耳闻一遍”，“即能记忆”，但仍执迷于“定要问个西去的路程端的。”可见此时唐僧的求名之心是很重的。乌巢怕唐僧不重视这卷《多心经》，临别还以歌诀形式预告他们前途的吉凶，八戒提示“这禅师也晓得过去未来之事。”果然很快就有了“水怪前头遇。”这不由得唐僧不重视《多心经》了。此后，唐僧经历了一个由常常默诵此经，到逐渐求得实解，到真正参悟的过程，悟出了乌巢所说的“若遇魔瘴之处，但念此经，自无伤害”的真正含义。因此，可以说，取经的过程，也是唐僧参悟《多心经》的过程，亦即完成心灵救赎的过程，这也是最终修成正果的必须过程。到“一片志诚，雷音只在跟下”的九十三回，有一个悟彻《多心经》的交待：
行者道：“师父，你好是又把乌巢禅师《心经》忘记了也？”三藏道：“《般若心经》是我随身衣钵。自那乌巢禅师教后，那一日不念，那一时得忘？颠倒也念得来，怎会忘得！”行者道：“师父只是念得，不曾求那师父解得。”三藏说：“猴头！怎又说我不曾解得！你解得么？”行者道：“我解得，我解得。”自此，三藏、行者再不作声。……三藏道：“悟能悟净，休要乱说，悟空解得是无言语文字，乃是真解。”
唐僧从一开始对悟空多有指责，并三番两次地驱逐悟空，到后来与悟空的默契配合，不断战胜自己内心的恐惧与懦弱，甚至也听得进去悟空对他的劝告，实现了很好的自我救赎。所谓“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在唐僧身上也是一个很好的体现。
唐僧是佛教领域里的一个积极进取、锐意求经的光辉典范。历史上的玄奘取经已给了人们很大的震撼与感动，受到后世佛徒的无限敬仰，在小说中，他的这一方面更得到了进一步加强。唐僧的精神，首先在于他信念的坚定，执着于目标而心无旁鹜。书中把他的取经放在一个更深广、更高尚的层面上去强化其意义，第八回借如来之口说：“南赡部洲者，贪淫乐祸，多杀多争，正所谓口舌凶场、是非恶海。”第九十八回又进一步强调说：
“你那东土乃南赡部洲，只因天高地厚，物广人稠，多贪多杀，多淫多诳，多欺多诈；不遵佛教，不向善缘，不敬三光，不重五谷；不忠不孝，不义不仁，瞒心昧己，大斗小秤，害命杀牲。……虽有孔氏在彼立下仁义礼智之教，帝王相继，治有徒流绞斩之刑，其如愚昧不明，放纵无忌之辈何耶！”
如来说了这一大堆，最后落到“愚昧不明”上，作为一种宗教，也只能在观念层面对人施教施救，但作为背景语言却很有杀伤力，把唐僧取经置于一个治国安邦、启愚天下的高度，带着这种崇高使命走上取经之途的唐僧，自然也就有了异于常人的表现。取经的终点，带有一种虽遥遥但总算有期的精神目的地的性质，仅艰险路程的考验就非常人所能为，所谓跋山涉水，两肩霜花，斗罢艰险又出发。在唐僧的脑海中，永远是无尽的向西再向西。山高路险，对于《西游记》中的唐僧来说，那算不了什么。最为动人的是作者为之精心设计的九九八十一难，那才是一种意志与毅力的考验，也可以说是对一个凡人的超越极限的挑战。超极限是因有悟空与诸神等的帮助，但唐僧本人却是无穷地实实在在地从一个妖精的魔爪到另一个妖精的魔爪、从一再被捆被吊到一再被扒被吃的极端恐惧中生存，常常是才出妖洞又入魔窟，以至于一遇险山恶水，连考虑都不用考虑，等待的必定又是一场磨难。但不管经受何等磨难，丝毫没有动摇他求经的信念，丝毫没有阻止他西行的脚步。只要取得真经，对于唐僧，“虽九死其犹未悔。”
唐僧的可贵，还在于他虽历经磨难，生命时时处在极端的威胁之中，但他仍能做到沿途弘扬佛法、普结善缘，并借助弟子们的力量，广种善果。特别在那些他们主动与妖精打交道的情节上，更能显示出来。在乌鸡国，帮助国王重回王位；在车迟国，扶僧抑道，挽救了无数和尚的生命；在西梁女国，赶走了霸占落胎泉的如意真仙，让落胎泉重回人民手中；在火焰山，降服了牛魔王夫妻，永远煽熄了火焰，让八百里火焰山人民过上了正常的生活；在凤仙郡，劝善降甘霖，使百姓摆脱旱魃之苦。尤其在比丘国，挽救了一千一百一十一个小儿的生命，使其免遭昏君妖道的“药引”之毒，是莫大之善举。凤仙郡施雨后，唐僧总结性地夸赞悟空道：“贤徒，这一场善果，胜似比丘国搭救儿童，皆尔之功也。”未尝没有借徒扬己之意，为善心喜，颇有满足感，也属人之常情。
“磨难”对唐僧取经意志的考验主要有两个方面，除了最高的对生命的考验以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色欲的考验。唐僧对妖精的主要价值也是来自于前世今生的佛缘，他是如来弟子金蝉子转世，乃十世修行的好人，对于妖魔来讲，吃一块唐僧肉可以长生不老，与天地同寿，而且大大缩短修炼的时间，可以不必去“打甚么坐，立甚么功，炼甚么龙与虎，配什么雌与雄。”能够直接成真佛，瞬间得正果。而对于女性妖魔来讲，唐僧还有一个价值，那就是“一点元阳未泄”，除了永寿与得到修炼捷径外，还有吸取元阳，以助法力的功效，这也是女性妖魔爱情幌子掩盖下的真正目的。所以，比之于男性妖魔，唐僧更得女性妖魔的偏爱。而女性妖魔由于其性别特征，决定了她们不像男性妖魔那样，以武力、以外显性很强的超凡魔力捉取唐僧，她们大多以猛烈的爱情攻势去对付，甚至以露骨的色情进行直接的引诱。色欲的攻击，是直接指向了人的本能，不是靠一种信仰就能够对抗得了的，同样受到佛门戒律约束的八戒就是一个生动的例证。它需要人的超强的自我克制力。唐僧在女色面前也不是个石头人，也不是毫不为所动，但他的理智让他做到了始终不越雷池一步。
涉足征途不久，观音菩萨与黎山老母等就设计了一场情色考验，一听娘儿四个要坐山招夫，唐僧不是“推聋妆哑”就是“如痴如蠢”，听完半老徐娘对三个绝色女儿的介绍，唐僧“好便似雷惊的孩子，雨淋的虾蟆，只是呆呆挣挣，翻白眼儿打仰。”形象颇不雅观。他用一首“出家人好”的诗想压倒对方的“在家人好”，大意是说，一入佛门，立下非常志向，就要抛弃儿女恩爱之情，佛经能让人“见性明心”，立身净土，“身中自有好阴阳”。这显然是苍白的，因而在婚姻的冲击面前，他只能以笨拙形态对抗。这是神仙幻化出的以普通民间富贵人家的婚姻方式对他的考验，不涉邪，不涉恶，唐僧不为所动。
被老鼠精捉进万丈深洞，强逼成亲，悟空探视，同他开玩笑说：“师父不济呀！那妖精安排筵宴，与你吃了成亲哩。或生下一男半女，也是你和尚之后代，你愁怎的？”唐僧则咬牙切齿道：“我自出了长安，到两界山中收你，一向西来，那个时辰动荤？那一日子有甚歪意？今被这妖精拿住，要求配偶，我若把真阳丧了，我就身堕轮回，打在那阴山背后，永世不得翻身！”以佛家戒律来坚定自己。尽管妖精和他“携手挨背，交头接耳”，做出“千般娇态，万种风情”，唐僧只是“一腔子烦恼”。其实唐僧也不是不解风情，悟空要他与妖精假意恩爱，以便行计，且看唐僧是怎么做的：
三藏躬身将红桃奉与妖怪道：“娘子，你爱色，请吃这个红桃，拿青的来我吃。”妖精真个换了，且暗喜道：“好和尚啊！果是个真人！一日夫妻未做，却就有这般恩爱也。”
虽是假戏真做，倒也做得逼真。所以书中赞道：“若不是这铁打的心肠朝佛去，第二个酒色凡夫也取不得经。”这是妖精式的爱情考验，露骨的色情加以武力威逼，唐僧也有一种宁舍命不舍身的精神。
如果说观音幻设的民家女的美貌与财富不足以动其凡心，妖精式的色情逼迫毕竟是异类的荒唐的话，女儿国的女王这样一个“国色”之貌，再加上一座江山这样一个帝王之权，且又同属有血有肉有七情六欲的人类，这样的冲击实在是巨大的，也是唐僧最难逾越的一道情欲关。尽管遇到唐僧这样一个千载难逢的“人种”，又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但西梁国女王的这场一厢情愿的求婚，却做得很文明。她先是表现出真诚与谦逊，爱“美人”而不爱江山，自愿下嫁唐僧为后，让唐僧做一国之王。然后按部就班地安排求婚事宜，也深懂古训：“姻缘配合凭红叶，月老夫妻系赤绳。”特遣地位相当的太师做媒。遇到这种情况，唐僧一般是故伎重演，不是推聋装哑，就是如傻似呆。但被那女王“闪凤目、簇蛾眉”仔细观看后，再加“展放樱桃小口”的一句甜蜜语言，也把唐僧搞得“耳红面赤，羞答答不敢抬头。”也有本能的反映。尤其是女王与他携手同辇，“倚香肩，偎桃腮”，这种超级“魔力”，若是八戒，早已“雪狮子向火——化了。”唐僧也只能以那句“我怎肯丧元阳，败坏了佛家德行；走真精，坠落了本教人身”来为自己“定性”了。骗得女王送他们出城之后，唐僧下了“龙车”，一句“陛下请回，让贫僧取经去也。”似乎比从妖魔爪下逃生更轻松百倍。这是帝王家的婚姻考验，色、权、利、位一切皆有，唐僧依然不为所动。
作为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唐僧无疑是一个坚守韧忍、恪守佛家教条的典范。
唐僧虽“出娘胎就持斋受戒”，但作者毕竟是一个儒家正统思想熏陶出来的封建知识分子，唐僧也毕竟生活于中国社会环境中，所以，在唐僧身上，又不期然而然地表现出一定的儒家思想的成分。
一是取经的政治色彩。取经虽是如来佛祖的旨意，是为了弘扬佛法，“超鬼出群”，“劝化众生”，确是宗教内部之事，但却是经过唐太宗之手，将袈裟披了了唐僧的身上，并赐名“三藏”，尊称“御弟”，这一转换，取经就成了负有政治使命的国家行为了。接旨后，唐僧对太宗誓曰：“贫僧不才，愿效犬马之劳，与陛下求取真经，祈保我王江山永固。”他对弟子们也说得很明白：“受王恩宠，不得不尽忠以报国。”西行途中，每当问讯，唐僧总是先以“奉大唐皇帝敕命”、“东土钦差”等自我介绍。而每当遇难性命难保时，唐僧也总是以有负大唐皇帝使命而自责。作者将佛家的“出世”与儒家的“用世”叠合到唐僧身上，于是论者就把唐僧定性为一个以“出世”为“用世”的角色了，取经是一种“奉旨全忠”的行为。其实，要写出万里取经这样一个旷世壮举，必先自高其价，自重其值，而要高其价重其值，为国家利益而谋，为一方文明而求，所体现出来的意义当然是最为崇高伟大了。在以儒家思想作为治世规范的时代，一种事业一旦上升到代表国家的高度，就无法不体现出儒家文化的色彩。因而，一个佛徒的教内活动，就自然嫁接到了精忠报国的儒士行为上去了。
二是九个人间国度的设立。为更具有现实针对性，作者还特意让取经队伍经历了九个人间国度，这些国家大多有问题，要么国君不明，要么妖魔乱政，大多是“文也不贤，武也不良，国君也不是有道。”唐僧师徒也大做了些安邦定国、戡乱政治的工作。被妖道害死的乌鸡国王，既不能地狱具状，又无望人间复位，一缕幽魂却来到了唐僧梦中，具告所以；而夺了其江山、占了其王位的妖道，既不遭天谴，亦不受神诛，最终靠唐僧师徒的努力，才得以抉发其奸，使真主回位。委国家重大政治的责任于取经队伍，唐僧诸人也扮演了一回匡复国家、再造社稷的英雄角色。当唐僧听到比丘昏君要用一千一百一十一个小儿心肝做长寿药引时，忽失声叫道：“昏君，昏君！为你贪欢爱美，弄出病来，怎么屈伤这许多小儿性命！苦哉！苦哉！痛杀我也！”昏君可杀，但这种捶胸顿足、义愤填膺的夸张情绪，似非一个心如止水的佛徒所为，倒颇像一个封建正直士大夫的表现。接下来他与八戒的一番对话，透露端倪：
八戒近前道：“师父，你是怎的起哩？专把别人棺材抬在自家家里哭！不要烦恼！常言道，君教臣死，臣不死不忠；父教子亡，子不亡不孝。他伤的是他的子民，与你何干！且来宽衣服睡觉，莫替古人耽忧。”三藏滴泪道：“徒弟啊，你是一个不慈悯的！我出家人，积功累行，第一要行方便。怎么这昏君一味胡行！从来也不见吃人心肝，可以延寿。这都是无道之事，教我怎不伤悲！”
八戒劝唐僧莫要过问他人政治，唐僧虽以佛家语责备八戒，但问题的实质落在了“无道之事”上，既曰“无道”，就要以“有道”讨之，唐僧在这里颇表现出一种义不容辞的士大夫精神。
三是儒士性情的流露。有两处情节不应忽视：一是“木仙庵三藏谈诗”，一是天竺国唐僧和“四景诗”。唐僧被松树精十八公摄入木仙庵，与松树、柏树、桧树、杏树、竹子诸精怪一夜谈诗，颇有一种风流文人的高情雅兴。诸树怪既非为祸害生灵而生，也不为吃唐僧肉而来，纯粹是日久年深，感天地日月精华而成精，以逍遥日月、陶冶襟怀为遗世风范，至于谈诗谈到男女情缘上，那更是靠向了风流文人的主题。且看诸怪的雅号：松树称十八公，柏树称孤直公，桧树称凌空子，竹子称拂云叟，杏树称杏仙。称号颇见其节操。会诗的地点是“风敲竹韵，飒飒松声”、“松柏凝青，桃梅斗丽”的清雅绝俗的禅境净地，会诗的时间是“风清月霁”的良宵之夜，会诗的对象是“商山四皓”式的隐士和“天台女”式的才女，会诗的内容是“我等趁此月明，原不为讲论修持，且自吟哦逍遥，放荡襟怀也。”说得很明白，不为讲道，只为性情。唐僧竟也沉浸其中，诗兴大发，对众怪的艳丽诗句，诸如“暗壁寻常度翠香”、“不在群芳艳丽场”、“翠筠不染湘娥泪”等，竟也赞其“吐凤喷珠”。直到杏仙的一律中有“雨润红姿娇且嫩”句，已露“微酸意”，众怪说杏仙有“仰高之情”，劝他不妨有“俯就之意”，才是“知趣”，他才醒悟跌落“美人局”中。谁也没拿他当和尚，只是想撮合才子去配佳人。诗会虽不欢而散，唐僧却也过了一把风流才士之瘾。当八戒要斩树除根时，他还劝阻：“不可伤了他！他虽成了气候，却不曾伤我。”
到了天竺国，唐僧被玉免精假变的公主抛彩球选中驸马，滞留宫中。在御花园，见到金屏上的春夏秋冬四景诗，忍不住提笔和成了新四景诗，竟也吟出了“袖手高歌倚翠栏”的清词丽句。国王“遂命教坊司以新诗奏乐，尽日而散。”显示出唐僧遇事赋题、触景生情的才子个性。
可见，唐僧也不纯然是个泥塑木雕式的佛徒，也有士夫关心政治、文人留意风情的一面。
至于取经队伍内部，并不是纯然的佛门师徒关系，而是重实用的人才管理模式。也许有人会说，唐僧是在取经路上，并不是禅堂打坐，当然要注重队伍内人尽其才的使用。但唯其如此，却恰好显示出唐僧并非一味死板教条，他也有“活脱”的一面。
面对三个问题徒弟，唐僧也不是严格以佛门戒律一刀切之，他也有一定程度上的随和与宽容。对于八戒的贪吃、贪财，尤其是贪色，他也不是逼其一下子戒掉，假如他像要求自己那样去要求八戒，很明显，八戒在他身边一天也呆不下去。他的最高原则是不伤生，只要伤及普通生命，那是不容妥协的，所以悟空曾一再被他驱逐。在管理上，他深谙三个徒弟的个性，分工明确得当：孙悟空本领最大，降妖除魔的主要职责就交给了悟空；八戒懒而馋，没有定性，不愿意做“长工”，有时又有很强的争名之心，且本领也强于沙僧，就让八戒去做悟空的助手；沙僧任劳任怨，没有私心杂念，就让他挑行李，当悟空、八戒前线作战时，沙僧就负责看护后方，保护唐僧。唐僧也颇注重团队精神，注重保持团队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八戒好耍小聪明，好打悟空的小报告，唐僧一般不揭穿，只要关键时八戒能积极配合悟空就行；悟空有时爱出风头，好胜心强，唐僧也给悟空充分展示自我的空间，降服十分难缠的妖魔时，唐僧要么事前鼓励，要么事后感谢，让悟空有饱满的战斗力。悟空经常对八戒搞恶做剧，只要不过分，他一般不阻止，如同八戒打悟空的小报告，让二人都得到某种程度上的平衡；而对于沙僧，一句“悟净你也累了，歇会儿吧”，也足以让沙僧感动得一塌糊涂。唐僧也不是事无巨细地都要管，他有时通过紧箍咒去控制悟空，通过悟空再去控制团队中的其他。对于悟空，他使用的是“大棒加胡萝卜”的政策。
完成了取经的过程，唐僧也把三个徒弟加一个坐骑带到了修成正果的境界，取经队伍也完成了完满的自我救赎。
唐僧的“好人”标准，超越了一切界限，不管是上界的神，西天的佛，还是人间的君臣百姓，都认为他是个好人，连妖精都这么看，西行中遇到的任何一个妖魔，也都把他当作难得的好人，所以才吃他。这好人来自于他的“十世修行”，不光于教内，于普通民众，也支持着“几世修来的福”这句民谚。
在教内，他坚守戒律，坚守慈悲忍辱的教条，在此生，他纯粹到没有一丝一毫需要忏悔的罪孽，是一个觉行圆满的佛教徒；他通晓佛典，深谙佛理，超悟佛性，历时十四年，行程十万八千里，历经九九八十一难，取回经藏三十五部一万五千一百四十四卷，这一切无论与历史上实际取经的玄奘有多大差别，也丝毫改变不了他古今第一圣僧的地位，他是释家弟子的光辉典范。
唐僧形象的塑造，还在于他的品性行为同时又符合了封建社会忠孝节义的道德规范，超越了一身之修而达到了劝善天下的宽广胸襟，没有了“出世”的枯寂感、幻灭感，而有了“用世”的血气感、亲切感。
所以，唐僧被佛教界称圣，被统治者看好，被普通信众崇拜，是很自然的事。作者对这个人物也是倾注了感情的，不能因为《西游记》突出描写了孙悟空，就看不到作品对唐僧的肯定态度，否定作者对唐僧形象塑造的努力。
当然，由于出娘胎就出家的经历，让唐僧与世俗社会的相隔中又体现出一定的迂腐性；作为佛教徒，他也有易受蛊惑而见识短浅的性格缺陷。因而作品中也有对他的嘲笑、揶揄，乃至抉发、批判，是因为现实中这类人物确有高尚可钦的一面，也有迂腐昏聩的一面。但不能一棍子打死，把他定性为“愚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