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劝忍百箴》(一) 作者:刘成荣副教授

发布者:文学院发布时间:2015-03-25浏览次数:1781

前言

西谚有云“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说得是读者的差异会影响到阅读的效果,然而读者之所以见仁见智,根底还在于个体的差异。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正所谓“千人千面”。一般来说,造成个体差异的原因有很多,诸如环境、性格、教育、职业等等,而环境或许是其中十分重要的一项。法国著名思想家丹纳,就将种族、环境和时代作为艺术的三种基本动因。(《艺术哲学》)当然环境的内容很广,大到时代、社会,小到家庭、职场,但它对于个体生活的影响却无处不在,是利是害也在两可之间:好的环境,让人心情舒畅,顺风顺水;糟糕的环境,则让人心情抑郁,处处受挫。这些或利或弊的因素,都会或多或少地内化到个体的性格之中,凝固成为一种心结,在他生活的方方面面里面逐一展现出来。

鲁迅先生的《狂人日记》中有这样一个情节:“古来时常吃人,我也还记得,可是不甚清楚。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狂人眼中看到的都是“吃人”,这也正是糟糕的生存环境,在狂人心境中投射出来的映像。

许名奎发现“忍”,高扬“忍”,大抵也是如此。种族歧视公开而猖狂的元代构成了一个大的恶境,本人不顺的境遇构成了一个恶的小环境,正是这大、小两恶境,共同催生了“忍”的发现。他自述生活中吃过了很多因为“不忍”的苦果,于是结合自己的经历,再参照古人,于是一个大写的“忍”字便横亘在他的面前。在他看来,天下所有的事情,如果成功必是因为能“忍”,如果垂成必是因为缺“忍”,总之万变不离“忍”字。他甚至还自信满满地说:“然则‘忍’之一字,自宰相至于士庶,人皆当以此为药石。”(《自序》)许名奎高调倡导“忍”,大有勘破古人心法,以“忍“来总理群伦的雄心,正如道家之宣扬“道”,儒家之标举“仁”。然而“道”与“仁”毕竟是道家、儒家的最高境界,它们还有层次很多的下属。

老子说:“大道废有仁义,慧智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十八章)又说:“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十九章)又说:“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三十八章)在道家的世界,“道“有如高高在上的天帝,而治下分出了德、仁、义、礼等诸般臣僚。

儒家的“仁“也是一个类似的存在。在孔子的眼中,“仁”似乎是一个很难企及的理想高地。他总是以一种赞许的语气来描述这种神奇的仁。孟武伯问:“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又问。子曰:“由也,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也。不知其仁也。”“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为之宰也。不知其仁也。”“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带立于朝,可使与宾客言也。不知其仁也。”(《论语·公冶长》)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论语·雍也》)“仁”之所以难成,正在于它需要五项全能: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论语·阳货》)

反观许名奎氏的“忍”,我们似乎只能看到一个单一的层面,即作为药石的存在。换成一种通俗的表述模式,全书的思路大体为:如果忍了会如何?如果不忍会如何?所以许名奎的“忍”到底还只是一种工具,一个可以在俗世中藉以全身远祸的妙方。许氏看到了“忍”的有效性,也觉察到了“不忍”的破坏性,于是他的所有议论都是从得失两途来展开,他关注的是如何提起世人对于“忍”的注意或是重视,于是他在每篇结尾都要发一感慨:“噫,可不忍欤!”有如当头棒喝,让冥顽的大众能够幡然醒悟。然而人们在觉悟之后,如何去实施践行,则多语焉不详。在这一点上,他似乎没有吴亮考虑得周全。

吴亮在《忍经》中也大力宣扬了“忍”的价值,但是他没有满足于“忍”的工具性地位,而是努力提升“忍”的境界,一个明显的做法就是试图将“忍”与儒家的“仁”进行嫁接。他在《忍经》的自序中说:“忍,乃胸中博闳之器局,为仁者事也,惟‘宽’、‘恕’二字能行之。颜子云‘犯而不校’,《书》云‘有容德乃大’,皆忍之谓也。”“凡我同志一寓目间,有能由宽、恕而充此忍,由忍而至于仁,岂小补哉。”在接下来的正文之中,作者也反复论及这一点,比如对于宋代著名的奸相丁谓也取用不弃就是例证:“丁晋公虽险诈,亦有长者之言。仁庙尝怒一朝士,再三语及公,不答,上作色曰:‘叵耐,问辄不应。’谓徐奏曰:‘雷霆之下,更加一言,则齑粉矣。’上重答言。”(《忍经·一言齑粉》)由“忍”而“仁”是吴亮的高明处,从“忍”到“忍”也正是许名奎的局促处。张寿镛云:“要之,非存仁义之心者不能忍也。”“忍与不忍,断之于义可矣,岂忍而与之终古乎?”(《劝忍百箴序》)大抵也是就这个层面的缺陷来说的。

不过,事情也都是两极性的,正如老子所说的“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五十八章),姿态高通常意味着疏略,而局促往往是因为细密。许名奎的《劝忍百箴》无疑是一部精心构架的细密之作。一个凡人眼中的普通之“忍”,在他的笔下竟然被条分细缕成了一百个“门徒”。在这众多“弟子”的拱卫之下,一个许氏的“忍”字王国,也俨然可见。如果说《忍经》是一部用世书,著者有如雍容长者,只负责讲述故事,至于效果,全凭读者自己去体味;那么《劝忍百箴》则是一部劝世书,著者恰似热心牧师,虽然也讲故事,但念兹在兹的都是读者的接受和认同,似乎效果才是他最在意的。也许正是这种体例的上差异,使得两部书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面貌:前者荦荦大观,后者不厌其详。《劝忍百箴》一百类的分属,几乎囊括了人生的全部面相,也大抵涵盖了俗世中的所有部门。按作者的设计,读者只要一册在手,便可以按图索骥,悠游高蹈于这个危机四伏的人间世。

著者的良苦用心,令人感慨!然而我们在赞赏该书之余,细加检视,也会发现作者的百密一疏。或许是作者先有一个“一百类”的宏图在胸,然后再编选条目,所以最后大厦建成,各个部件并没能做到严丝合缝。一个明显的例子的就是,这些条目虽然各有分属,但含混重叠之处也往往可见。比如“骄之忍”与“矜之忍”,“不满之忍”与“不平之忍”,“乞之忍”与“求之忍”,彼此界限模糊;比如“满之忍”与“不满之忍”,“躁之忍”与“躁进之忍”,“义之忍”与“背义之忍”等,又似有重复之嫌。书中既有条目上的界限模糊,有些例子又是多处复用。不过这些都是白璧微瑕,不足以撼动全书的宏旨。

古书的流传带给后人很多遗憾,而作者的身世难寻便是其中之一。《劝忍百箴》的内容丰富,识见过人,所谓“受而读之,淹贯经史,洞达事理”,人们在惊叹之余,想要去见识这位博雅君子,除了几处时间、地点的提示之外,如“至大三年良月吉旦四明梓碧山人许名奎”(《自序》),其余都渺不可知。张寿镛很遗憾地说:“惜山人生平无可稽。”(《劝忍百箴序》)丁丙也感叹道:“又得《劝百忍箴考注》四卷,乃四明梓碧山人许名奎所著,上竺前堂芳林释觉澄考注,惜缺第一卷,无从考许氏始末。”(《忍经》跋)

很难坐实许名奎和吴亮之间有切实的因缘,但是从成书的情况来看,《劝忍百箴》(1310年)要略晚于《忍经》(1306年)。许名奎没有说读过前书,但是他在《自序》中所列的例证,几乎都见于吴亮的《忍经》。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内容许名奎似乎没有一一编入自己的正文之中。或许正如某些研究者所说的他们只是“英雄所见略同”?毕竟两人的确有很多的共性,比如相同的压抑时代,相同的人生经历,相同的材料来源等等。吴亮说:“愚因暇类集经史语句,名曰《忍经》。凡我同志一寓目间,有能由宽恕而充此忍,由忍而至于仁,岂小补哉!”(《忍经》自序)许名奎说:“予自壮至老,以贱且贫,故受侮于人屡矣。复思前哲有‘德量自隐忍中大’之语,益自勉励,逆来顺受,不与物竞,因作《劝忍百箴》,愿与天下共之。每箴皆事为之句,入经出史,各有考据。公卿大夫四民十等,家置一本,朝夕看阅,亦足少补德量之万一。毋忽幸甚!”(《劝忍百箴》自序)

本书旧有僧人释觉澄所作《劝忍百箴考注》四卷传世,然而对于释觉澄,我们也只知道他或许关乎杭州,根据便是他自署名字之前的“上竺前堂芳林”。该书材料丰赡,考注详尽,态度严谨,后世的传本大都以此为据。现在坊间也流传了不少出版社的白文本子,但错漏颇多,难以卒读。体例上也多是翻译为主,间或有注释,但评论之例尚无。本书以上海书店出版(1994年版)的《丛书集成续编》所录的民国二十九(1940)年鄞县张氏约园(张寿镛)重刻本为底本,张氏自称其所用底本为明本:“其书刻于万历甲申春,余所得为司礼监本。”(《劝忍百箴序》)同时参以广陵书社2006年出版的《劝忍百箴考注》,对全文进行了校对,力求保持该书的原貌。文中所录注释,力求简练通俗,并尽量交代原文出处,以便读者查对。各篇所做评论,大体以问题为中心,一事一议,随文展开,试图加深读者对文章的理解。不过初衷与期望总是难得吻合,因为时间仓促,且兼个人才学所限,上述工作中肯定有很多疏漏之处,若能得各位方家惠正,则幸莫大焉!

 

序一

予读唐史,见高宗幸张公艺家,问其九世不分之状,书“忍”字百余以对,于是兴感1。嗟乎,人为血气所使,至于凶于而身害于而家何限2。昔成王之命君陈曰:“必有忍其乃有济,有容德乃大3。”孔子曰:“小不忍则乱大谋4。”叔孙豹之憾季孙,其御者曰:“鲁以相忍为国5。”赵襄子曰:“以能忍耻庶无害赵宗乎6!”驭吏醉污丞相车茵当斥,丙吉曰:“西曹第忍之7。”柳玭《家训》曰:“肥家以忍顺8。”杜牧之《遗兴诗》曰:“忍过事堪喜9。”司空图曰:“忍字敌灾星10。”《说苑·丛谈》云:“能忍耻者安,能忍辱者存11。”吕存仁亦云:“‘忍诟’二字,古之格言,学者可以详思而致力12。”然则“忍”之一字,自宰相至于士庶,人皆当以此为药石。予自壮至老,以贱且贫,故受侮于人屡矣。复思前哲有“德量自隐忍中大”之语,益自勉励,逆来顺受,不与物竞,因作《劝忍百箴》,愿与天下共之。每箴皆事为之句,入经出史,各有考据。公卿大夫四民十等,家置一本,朝夕看阅,亦足少补德量之万一13。毋忽幸甚!时至大三年良月吉旦四明梓碧山人许名奎叙14。 

【注释】

1.高宗:唐高宗李治。张公艺:郓州寿张(今山东省阳谷县)人,生于北齐承光二年(578),卒于唐仪凤元年(676),历北齐、北周四代,寿九十九岁。事详《旧唐书》卷一百八十八。兴感:生发感想。

2.而:通“尔”。何限:多少。

3.成王:周成王,姬姓名诵,西周第二代君主。君陈:一说为周朝大臣,一说为周公旦的儿子。济,成事。语出《尚书·君陈》。

4.小不忍。不能忍受小事情。乱大谋。败坏大事情。语出自《论语·卫灵公》。

5.叔孙豹:春秋时期鲁国大夫。季孙:春秋时期鲁国大夫。憾:恨。鲁:鲁国。为国:立国。语出《左传·昭公元年》。

6.赵襄子:赵无恤(一作赵毋恤),赵鞅(赵简子)长子,春秋战国之际晋国赵氏的封君。卒谥襄,史称赵襄子。语出《左传·哀公二十七年》庶,希望。赵宗,赵氏家族。

7.丙吉:字少卿,西汉大臣。本为鲁狱史,累迁廷尉监。武帝末诏治巫蛊郡邸狱,后任大将军霍光长史,建议迎立宣帝。地节三年为太子太傅,迁御史大夫。元康三年封博阳侯,神爵三年任丞相。上文“驭吏醉污车茵”事详《汉书》卷七十四《丙吉传》。驭吏:驾车的人。西曹:古官名。太尉的属官,执掌府中署用吏属之事。车茵:车中的坐垫。第:姑且。

8.柳玭(pín):生卒年不详,京兆华原(今陕西铜川)人,唐末应两经举,释褐秘书正字。又书判拔萃,高湜辟为度支推官。文德元年,以礼部侍郎修国史,拜御史大夫。后坐事贬泸州刺史。《旧唐书》卷一百六十九有传。

9.杜牧之:杜牧(803-约852),字牧之,号樊川居士,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晚唐著名诗人。

10.司空图(837-908):字表圣,自号知非子,又号耐辱居士。祖籍临淮(今安徽泗县东南),自幼随家迁居河中虞乡(今山西永济)。晚唐诗人、诗论家。《二十四诗品》为其名山之作。

11.《说苑》:西汉刘向著,共二十卷,按各类记述春秋战国至汉代的奇闻轶事。其中以记述诸子言行为主,主要体现了儒家的哲学思想、政治理想以及伦理观念。

12.吕存仁:吕本中,原名大中,字居仁,世称东莱先生,宋寿州(今安徽省寿县)人。诗人,词人,道学家。

13.四民:指。《春秋谷梁传·成公元年》:“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农民,有工民。”十等:元代人分为十等,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匠,八娼,九儒,十丐。

14.至大:元武宗孛儿只斤·海山的年号,1308年至1311年。四明:浙江旧宁波府的别称,以境内有四明山得名。

【译文】

唐高宗临幸张公艺家,问他家九代同堂的情况,张公艺写了一百多个“忍”字作为回答。我读唐史的时候,看到这一段深有感慨。人受气血驱动做了很多不好的事情,为此身害家伤的人不知道有多少。当年周成王告诫君陈说:“一定要容忍才能办成事情,能够容忍品德才能变得高尚。”孔子说:“小的事情不忍让,就会破坏了大的计划。”叔孙豹十分嫉恨季孙,他的车夫说:“鲁国以相互忍让来治理国家。”赵襄子说:“我能够忍受屈辱,希望这样不会对我们赵家有什么危害。”车夫醉酒弄脏了丞相坐车的垫子,本应该受到惩罚,可是丙吉说:“西曹姑且忍住,不要责怪他了。”柳玭《家训》说:“要发家致富,就必须忍耐顺受。”杜牧《遗兴诗》说:“如果能够忍受不堪忍受的外来的灾难委屈的话,就会心境平和并心生喜悦。”司空图说:“忍让可以对付灾难。”《说苑·丛谈》说:“能够忍受耻辱的人获得安全,能够忍受侮辱的人得到保全。”吕本中也说:“忍诟这两个字,是古老的智慧格言,学者应当仔细体味并努力践行。”然而一个“忍”字,上至宰相下到百姓,人人都应当将其看做治病的良药。我从年轻到老迈,因为低贱和贫穷,受到了很多的侮辱。想想古人有“德量是通过隐忍发展壮大的”的话,就更加自我勉励,逆来顺受,不与人争,并因此写了《劝忍百箴》,希望和天下人共勉。每篇箴言都是以事情为主,例子选自经史典籍,均有出处。公卿大夫、士农工商,十等子民,每家购置一本,早晚翻看,也可以多少有助于德量的增益。如果能够予以重视,我就感到很欣慰了!时至大三年良月吉旦四明梓碧山人许名奎叙。

【评析】

鲁迅先生曾说过如下一段很经典的话,他说:“《红楼梦》是中国许多人所知道,至少,是知道这名目的书。谁是作者和续者姑且勿论,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鲁迅全集·集外集拾遗补编·绛洞花主小引》)这段话用西方的一句名谚来简括,即“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这种成长过程的差异性,影响到个体从内到外的诸多层面。其中容貌、语言、思维、个性乃至于性情、爱好,都与此息息相关。

许名奎之所以关注传统文化中的“忍”,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自身独特的人生经历。他自述生平:“予自壮至老,以贱且贫,故受侮于人屡矣。复思前哲有‘德量自隐忍中大’之语,益自勉励,逆来顺受,不与物竞,因作《劝忍百箴》,愿与天下共之。”(《自序》)生活中的受困于人的经历,是激发他发现“忍”价值的内在动因,而这种动因一旦得到了恰当的机缘,便会破茧而出。触动许名奎的引子,正是唐史中张公艺的隐忍故事。恰如西方的牛顿,正是张公艺的这个苹果,让许名奎发现了“忍”的无处不在的价值。

著名电影《美丽心灵》,讲述了一个才华横溢的数学家,因沉浸太深而出现精神的幻觉,于是在他的眼中,一切都是数字。电影虽有事实依据,但却未始没有艺术上的夸张。对于这样的发明创见,我们能感受到它的独特和深刻,但也因为带有强烈的个人色彩,而使得观点难免偏激。“忍”固然是人生中的需要坚守的重要箴言,但却不见得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毕竟人生很丰富,社会太复杂。不过作者的独特发现,让我们多一个观察社会的窗口,多了一个应世的法门,也让我们在这个纷繁的社会中多了一个安身立命的支点。

 

序二

四明梓碧山人许名奎著《劝忍百箴》四卷。考注者为上竺前堂芳林释觉澄,不知何时人。其书刻于万历甲申春1。余所得为司礼监本2。杨升庵《丹铅杂录》著之,顾误名奎为奎鄞3。《艺文志》既误列许氏为朱明时人,又讹“劝忍”为“勤忍”,由于未见原书也4。考山人《自序》作于至大三年,为元武宗时5。范氏天一阁有其书6。惜山人生平无可稽,然受而读之,淹贯经史,洞达事理,每箴以“可不忍欤”终,使人惕然憬然7。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诚有心人也。夫“忍”字从“刃”从“心”,谓心坚而能决绝也。《说文》:“忍,能也8。”《广雅·释言》:“耐也9。”凡坚而能止曰容忍,坚而能行曰强忍。容忍仁也,强忍义也,残忍则不仁不义矣。《荀子·儒效篇》:“志忍私然后能公,行忍性情然后修10。”注:“忍,谓矫其性也。”《吕览·去私篇》:“忍所私以行大义11。”《晋语》:“以忍去过12。”注:“以义断也。”要之,非存仁义之心者不能忍也。道家言忍为多,儒家言忍为少。“鲁以相忍为国13。”孔子于季氏舞八佾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14!”反之,即“小不忍则乱大谋”之意15。吾向以为天下事有可忍者,有不可忍者。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争,此可忍而不忍者也。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其所挟持者甚大,所谓坚而能正也16。忍与不忍,断之于义可矣,岂忍而与之终古乎?则又所谓坚而能行矣17。山人《百箴》,因物付物,悉取其当18。生与死较,利与害权,福与祸衡,喜与怒称,小之一身,大之天下国家,无所不包,鉴往知来,然后可以临大事决大疑。前乎山人者,吾有取于杨诚斋之《易传》19;后乎山人者,吾有取乎刘念台之《人谱》20。合是书而三之,以矫其性,亦庶几可以寡过矣。君子之于世也,亦时中而已矣21。时当未至,进德修业,终日乾乾,进退得丧,无失其正22。及时既至,发于事业,美在其中,以厚德载物之身,支玄黄天地之局,剥极而复,无平不陂矣23。若《贾子·道儒篇》所云:“恻隐怜人谓之慈,反慈为忍24。”彼反慈者,其亦知存亡之道乎?余既有感于时,因重刻许氏《劝忍百箴》而纵论之如此。民国二十九年一月后学张寿镛序25。

【注释】

1.万历:明神宗朱翊钧年号, 从1573年到1620年共48年,是明朝所使用时间最长的年号。甲申:万历十二年(1584年)。

2.司礼监本:明朝内廷刻本。司礼监,官署名。明朝内廷管理宦官与宫内事务的“十二监”之一。

3.杨升庵:杨慎(1488-1559),字用修,号升庵,后因流放滇南,故自称博南山人、金马碧鸡老兵,四川新都(今成都市新都区)人,祖籍庐陵(今属江西吉安)。明代文学家。《丹铅杂录》:杨慎博通群籍,善于校勘、考辨诸书异同,所著皆以“丹铅”为名,大都为其遣戍云南期间所著,其中《丹铅杂录》十卷。

4.《艺文志》:《明史·艺文志》。朱明:明代,因皇帝朱姓故称朱明。

5.元武宗:孛儿只斤·海山(1281年-1311年),元朝第三位皇帝。在位期间中国内部的矛盾得到舒缓,元朝统治稳定而顺利,全国歌舞升平,国力强大,是元代的一位明君。庙号武宗,谥号仁惠宣孝皇帝。

6.天一阁:位于浙江宁波市区,明朝中期退隐的兵部右侍郎范钦主持建造,是中国现存最早的私家藏书楼,也是亚洲现有最古老的图书馆和世界最早的三大家族图书馆之一。

7.淹贯:深通广晓。惕然:恐惧。憬然:醒悟。

8.《说文》:《说文解字》,简称《说文》,我国第一部按部首编排的字典东汉的经学家、文字学家许慎所著。

9.《广雅》:我国最早的一部百科词典。成书于三国魏明帝太和年间,后由清朝重新编订。《广雅》原书分三卷,隋代曹宪作音释,因避隋炀帝杨广讳,改称《博雅》。曹宪所著本,《隋志》作四卷,《唐志》则改作十卷,书名仍称《广雅》,沿用至今。

10.《荀子》:战国末年大儒荀子所著。荀子(前313年-前238年),名况,时人尊而号为“卿”,因“荀”与“孙”二字古音相通,故又称孙卿。战国时期赵国人,著名思想家,教育家,儒家代表人物之一。荀况继承并发展了孔子的礼论思想,提倡性恶论,强调法后王。他对重整儒家典籍也有重要的贡献。志:意志。行:行为。此句意谓:能克制私欲的人,志趣才会秉公;能控制情感的人,行为才会端正。

11.《吕览》:《吕氏春秋》,战国末年秦国丞相吕不韦组织属下门客集体编撰的杂家著作,又名《吕览》。此书共分为十二纪、八览六论,共十二卷,一百六十篇,二十余万字。

12.《晋语》:《国语》,中国最早的一部国别体著作。记录了周朝王室和鲁国齐国晋国郑国楚国吴国越国等诸侯国的历史。

13.为国:立国。语出《左传·昭公元年》。

14.八佾(yì):古代天子用的一种乐舞。纵横都是八人,共六十四人。佾,舞列。语出《论语·八佾》。

15.小不忍。不能忍受小事情。乱大谋。败坏大事情。语出《论语·卫灵公》。

16.淫:迷惑。语出《孟子·滕文公下》。

17.终古:终老。

18.因物付物:就事论事。悉取其当:选材都很得当。

19.杨诚斋:杨万里(1127年—1206年),字廷秀,号诚斋,江西吉州吉水人(今江西省吉水县)。在中国文学史上,与陆游、范成大、尤袤并称“南宋四家”、“中兴四大诗人”。

20.刘念台:刘宗周(1578—1645),字起东,别号念台,绍兴府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因讲学于山阴蕺山,学者称蕺山先生。明代最后一位儒学大师,也是宋明理学的殿军

21.时中:顺应时势坚守中正。

22.终日乾乾:每天忙忙碌碌,勤勉做事。《易·乾》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

23.极而复:《剥》卦衰,《复》卦阴极而阳复。比喻物极必反,否极泰来。无平不陂(bēi):初始平坦的,接下来一定会有险陂。《易·泰》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复。”

24.《贾子》:西汉贾谊的文集汇编,初名《贾谊新书》,后简称《新书》。

25.张寿镛:字伯颂,浙江鄞县人。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中举,民国时期历任各省厅及国民政府财政要职,并曾主政上海光华大学,为该校的首任校长。极喜藏书,积50年之功,得珍本、善本4860部,普通本11000多部,总藏书达成16万卷之巨。著有《四明经籍目》、《游蜀草》、《约园杂著》、《史诗初稿》、《约园演讲集》、《史学大纲》、《诸子大纲》、《两浙学术考》等书。

【译文】

《劝忍百箴》四卷,是由四明梓碧山人许名奎所著。为之作考注的人是上竺前堂芳林释觉澄,不知道他是什么时代的人。此书刊刻于明万历十二年春,我得到的是司礼监本。杨慎《丹铅杂录》中著录了,可是将“名奎”误为“奎鄞”。《清史稿·艺文志》中不但将许名奎误为明代的人,而且还将 “劝忍” 讹为“勤忍”,显然是因为没有看见原书所致。许名奎的《自序》写于至大三年,是元武宗的年号。范氏天一阁中藏有此书,可惜作者的生平无从查考。可是取书拜读,作者博通经史,洞悉事理,每篇箴言都以“可不忍欤”结尾,让人惶恐醒悟。如果自己有书中提到的问题,就努力改正;如果没有,就自我勉励继续保持,作者的确是个有心的人。“忍”字由“刃”和“心”构成,意思是指心底坚强能够决断。《说文》:“忍,能也。”《广雅·释言》:“耐也。”凡是坚定而且能够不做的叫做容忍,坚定而且能够执行的叫做强忍。容忍是仁厚,强忍是仁义,残忍就是不仁不义。《荀子·儒效篇》:“意志上能抑制私欲办事才能公正,行为上能克制私情品质才能养好。”杨倞注释:“忍,谓矫其性也。”《吕览·去私篇》:“克制私欲为以践行大义。”《晋语》:“通过隐忍来避免过失。”注释:“以义断也。”总之,如果不是心存仁义,就不能真正做到忍。道家经常讲忍,儒家很少说忍。鲁国以相互忍让来治理国家。孔子看到鲁国贵族季氏家中上演了八佾之舞,十分生气,他说:“如果连这样的事情也可以忍受的话,那还有其他什么事情不能忍受的!”相反的,就是“小的事情不忍让,就会破坏了大的计划”的意思。我一直认为天下的事情有些可以忍,有些则不能忍。百姓被人侮辱了,就拔出刀剑,扑上去与人争斗,这属于应该忍而没有忍;富贵的权威不能迷惑,贫贱的处境不能改变,威武的暴力不能压制,能够做到这样的人是因为自己的器量宏博,也就是所谓的坚定而能够守正。所以忍还是不忍,应该以义作为判断,怎么能够一味求忍并且终生不变呢?如果这样的话,就是人们所说的坚定而且能够践行了。许名奎的《百箴》,每篇就事论事,选取的材料都很恰当。生死的较量,利与害的权衡,福与祸的比较,喜与怒的对比,小到个人,大到国家,无所不包。看到前人的成败就可以窥见将来的走势,如此大局在胸就能够承担大事处理难题了。在许名奎之前,有杨万里的《易传》;在许名奎之后的,有刘宗周的《人谱》,加上这本共三部,如果用它们来矫正心性,大体就可以做到少犯错误了。人生在世,重要的是坚守中庸之道。时机还没有来临的时候,就应该勤勉努力,是升迁还是遣退,是得到还是丧失,都不要失去中正。等到时机来临,事业发达,美在其中,用厚德载物的身躯,撑托起玄黄天地的大局,这也就是《易》所谓的否极泰来,无平不陂。《贾子·道儒篇》中说:“能够同情怜悯他人是仁慈,不能同情怜悯他人是心狠。”那些违背仁慈的人,他们也懂得存亡的道理吗?我因为感慨于时势,就重新刊刻了许名奎的《劝忍百箴》,并且发了一通上述的议论。民国二十九年一月后学张寿镛序。

【评析】

一本书的传世与一个人的流名,在某种程度上有相似之处。这其中既有历史的必然性,也同时隐含着诸多的偶然。奥地利著名传记作家斯蒂芬·茨威格描述了多个重要的历史事件,在他的叙述中,总是反复重申着这样的观点,即重要的历史事件往往是由一个临时而偶然的因素来介入甚至是完成的。他说:“这一刻可以决定一切:个人的生死、民族的存亡,乃至整个人类的命运。这种极富戏剧性并且生死攸关的时刻,往往发生在某一天、某一小时,甚至常常只发生在某一分钟。虽然在个人的一生中和历史的进程里都是难得一见的,但它们的决定性影响却超越时间之上。”(《人类的群星闪耀时·序言》)然而这种昙花一现的绽放,尽管重要,若无历史的记载,很可能便淹没在浩渺的历史长河中。书和人都是如此。

对“忍”的发现和不遗余力的推扬,自然是许名奎的丰功伟绩,但历史对他的记载却没有达到相应的平衡。他似乎被历史遗忘了。然而我们也应看到,这种淡出历史,淡出舞台中心的姿态,未始不是作者的有意追求。毕竟一个倡导“隐忍”的人,一定不是一个张扬外露的人,他们必定是尽量的后退,不想被推到热闹的前台。这有点类似庄子,也是学问深邃,但身世难寻。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们就不必因为找不到他们而感到遗憾,因为这种引退,或许正是他们理想的践行呢。对于若干年后的注释者释觉澄,我们也应作如是观。

张寿镛在文中对许名奎颇多赞许,尤其对他在每箴结尾的感叹,心怀戚戚。他说:“惜山人生平无可稽,然受而读之,淹贯经史,洞达事理,每箴以‘可不忍欤’终,使人惕然憬然。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诚有心人也。”(张《序》)张氏的激赏,见出了两人相同的涉世观感,因为只有相似才会相感共鸣。张氏大体为许氏的后世知音。苏轼很喜欢庄子,在身上道家的气质十分的浓厚,他从来不掩饰自己对庄子的喜爱,他说:“吾昔有见,口未能言,今见是书,得吾心矣。”((《宋史·苏轼传》)之于许书,张氏或许也是如此。读书有如交友,读到经典的书固然喜欢,但若读到了适合的书,那种喜悦是说不尽的,自然受益也是无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