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之忍第一
恂恂便便，侃侃誾誾，忠信笃敬，盍书诸绅1？讷为君子，寡为吉人2。乱之所生也，则言语以为阶3。口三五之门，祸由此来4。《书》有起羞之戒5，《诗》有出言之悔6。天有卷舌之星7，人有缄口之铭8。白珪之玷尚可磨，斯言之玷不可为9。齿颊一动，千驷莫追10。噫，可不忍欤！
【注释】
1.恂恂（xún），恭谨温顺。便便（pián）：明白流畅。侃侃：温和快乐。訚訚（yín）：正直恭敬。语出《论语·乡党》。盍：为何不。书：写。绅：古代士大夫束腰的大带子。《论语·卫灵公》：子张问行。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立，则见其参于前也；在舆，则见其倚于衡也。夫然后行。”子张书诸绅。
2.讷：语言迟钝。《论语·里仁》：子曰：“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吉人：善良的人。《易·系辞下》：“吉人之辞寡，躁人之辞多。”
3.阶：阶梯。《易·系辞上》：“不出户庭，无咎。”子曰：“乱之所生也，则言语以为阶。”
4.口三五之门：口所以纪三辰，宣五行，故谓之门。《国语·晋语一》：“且夫口，三五之门也，是以谗口之乱，不过三五。”
5.《书》：《尚书》，又称《书》、《书经》，是一部多体裁文献的汇编，长期被认为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史书。该书分为《虞书》、《夏书》、《商书》、《周书》。战国时期总称《书》，汉代改称《尚书》，即“上古之书”。起羞：自取羞辱。《书·兑命》：“唯口起羞，惟甲胄起兵，唯衣裳在笥，唯干戈省厥躬。”
6.《诗》：《诗经》是中国汉族文学史上最早的诗歌总集，收入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大约五百多年间的诗歌311篇。其中6篇有目无辞，称为笙诗。《诗经》又称《诗三百》。先秦称为《诗》，或取其整数称《诗三百》。西汉时被尊为儒家经典，始称《诗经》，并沿用至今。《诗经》中各诗的作者，绝大部分已经无法考证。其所涉及的地域，主要是黄河流域。
7.卷舌之星：《隋书·天文志》：卷舌六星在昴北，主口语，以知佞谗。
8.缄口之铭：汉代刘向《说苑·敬慎篇》：“孔子之周，观于太庙。左陛之前，有金人焉。三缄其口，而名其背曰”云云。
9.珪：古代君王举行典礼时所持的一种玉器，形状为上圆下方。玷：斑点，瑕疵。《诗经·大雅·抑》：“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为也。”
10.千驷：四千匹马。《论语·颜渊》：“夫子之说君子也，驷不及舌。”
【译文】
孔子在本乡的地方上说话非常恭顺，在宗庙朝廷上有话便明白流畅地说出，上朝时与下大夫说话温和而快乐，同上大夫说话正直而恭敬。我们为何不将孔子告诫子张的话“言语忠信，行为笃敬”写在衣服的带子上，以便终身铭记践行？君子往往语言迟钝，善良的人说话很少。很多祸乱的发生，都是因为语言不当造成的；口中讲述三辰五行，但往往也因此而致祸。《尚书》中有言语招惹羞辱的告诫，《诗经》中有说了错话的悔恨。天上有主口舌谗佞的卷舌星，人间有三缄其口的金人铭文。白圭上面的瑕疵尚能够打磨掉，可是语言如有失误就无可挽救。口齿一动，话一出口，即便是四千匹马也无法追回了。唉，难道不应该隐忍吗！
【评析】
说话有如衣食住行，是人生活中的必须品。但是也正如衣食住行一样，过度的说话也是会带来弊端的。所谓过度，无非“过量”或者是“不得体”，而不得体往往直接关系着过量，因为言多必失。或许正是有鉴于此，古人才主张宁愿少说，以此来减少不得体言语的负面影响。这也就是《周易》中“吉人之辞寡”，《论语》中“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的来由。但是我们也应看到如下的事实，即儒家的教主孔子，一方面教导门生要寡言少语，但一方面自己却是“恂恂便便，侃侃誾誾”。孟子也有类似的情况，别人评价他就是一个好辩之人，显然也是因为平日话多才如此。
这种明显的言行不一，不能归因于圣人的虚伪，更可能是我们后人的误读。因为他们从来就没有否定过言语的重要性，孔子虽然说过“刚毅木讷，近仁”（《论语·子路》），但是他也说过“言而无文行之不远”，甚至对郑国出色的外交辞令，还不吝赞词，他说：“晋为伯，郑入陈，非文辞不为功，善之也。”所以少说话应该是指少说不得体的话，得体的话是不嫌其多的。然而现实生活中，能够如孔子那样“从心所欲不逾矩”，说话行事都能恰当得体的人，毕竟很少，所以对绝大部分人而言，说得多也就意味着不得体的话也多，与其言多有失，不如干脆少说为妙。这的确是一种生活的智慧，也是切实可行的。
气之忍第二
燥万物者，莫熯乎火；挠万物者，莫疾乎风1。风与火值，扇炎起凶2。气动其心，亦蹶亦趋，为风为火，如鞴鼓炉3。养之则为君子，暴之则为匹夫4。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亲，非惑与5？噫，可不忍欤！
【注释】
1.熯（hàn）：热，干燥。挠：弯曲。《易·说卦》：“挠万物者，莫疾乎风。燥万物者，莫熯乎火。”
2.值：相遇。炎：火焰。凶：灾害。
3.蹶（jué）：跌倒。趋：奔跑。鞴（bèi）：古代皮制鼓风器。《孟子·公孙丑上》：“志壹则动气，气壹则动志也，今夫蹶者趋者，是气也，而反动其心。”
4.暴：放纵。匹夫：庶人，凡夫。
5.一朝之忿：偶然的愤怒。惑：糊涂。语出《论语·颜渊》。
【译文】
没有什么比火更能干燥万物，没有什么比风更能迅疾弯曲东西。如果风和火相遇，一定会煽起火焰，招致灾难。气能够扰动人的内心，可以让人跌倒奔跑；气如同风火，就像是朝炉中鼓风，不能节制后患无穷。因此能够养气就是君子，放任纵容就是凡夫。因为偶然的忿怒，便忘了自己，忘了父母，那不是很糊涂的吗？唉，难道不应该隐忍吗！
【评析】
常看见坊间有人家中挂着《莫生气歌》，歌中列举了生气的诸多弊端，以警醒世人要克制忍让，否则必定害人害己，遗患无穷。这是民间社会交际场合的经验之谈，很多人对此应该是心有戚戚的。生气厕身于人的七情六欲之中，因为被归结为负面的情绪，所以常得到了压制扭转的待遇，在一些人的眼中甚至成了洪水猛兽，避之唯恐不及。生气固然算不上好品质，但也很难笼统地归结为劣等生。
一般来说，由于外界加诸于己的行为与自身的接受心理相悖，于是生气便产生了，这就是古人常说的“不平则鸣”，原本是一种十分正常的生理乃至于心理反应，无所谓对错。甚至按现代的心理学理论，情绪是需要得到放肆空间的，负面情绪尤其如此。在西方社会我们经常看到有专门供人发泄情绪的场所，大体就是对上述理论的践行，据说效果还是很好的。然而面对同样的生气情绪，为何在中国却得到了相反的待遇？这或许与中国文化中一贯强调了克己隐忍的性格直接相关。
古人总是以节制、理性为美德，而视放纵、感性为劣迹。所以历代恃才放旷的才子，往往得到的是社会的恶评，而谦卑隐忍的长者，往往赢得上下一致的赞誉。《红楼梦》中林黛玉与薛宝钗在贾府中的否泰悬殊的命运遭际，就是最好的例证。或许正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中，古人强调要克己忍情，以至于连孟子这样的好辩之人，也躬亲其中，据说最后居然也成功了，他说“四十不动心”（《孟子·公孙丑上》），因为他养成了大丈夫的“浩然之气”，使得自己完全可以俯瞰众生而淡然处之了。不过对于大多数的凡众而言，即无圣人的智慧，也缺乏圣人的胸襟，于是还是选择隐忍的好，虽然有点矫枉过正。
色之忍第三
桀之亡，以妹喜1；幽之灭，以褒姒2。晋之乱，以骊姬3；吴之祸，以西施4。汉成溺以飞燕，披香有“祸水”之讥5。唐祚中绝于昭仪，天宝召寇于贵妃6。陈候宣淫于夏氏之室，宋督目逆于孔父之妻7。败国亡家之事，常与女色以相随。伐性斤斧，皓齿蛾眉；毒药猛兽，越女齐姬。枚生此言，可为世师8。噫，可不忍欤！
【注释】
1.桀：又名夏桀、癸、履癸，桀是他的谥号。桀是中国夏朝末代君主，在位52年，古代历史上著名的暴君。妹喜：又作末喜、末嬉。妹喜是有施氏之女，为夏桀所宠。商汤灭夏，与桀同奔南巢（今安徽巢湖市西南）而死。一说桀伐岷山，得二女，她遂为桀所弃，因与商伊尹相结而灭夏。
2.幽：周幽王（前795年－前771年），姓姬，名宫湦（shēng）。周宣王之子，西周第十二代君王，自前782年至前771年间在位，共11年，谥号幽王。褒姒：据说宫女触碰了龙涎所化的玄鼋，怀孕四十一年后产下一女婴。该女婴被弃荒野，为褒国人捡回家养大。后来褒人将她献给周幽王，因姓姒，故称为褒姒，成为周幽王的宠妃。
3.骊姬：春秋时期晋献公伐骊戎，克之，获骊姬以归，生奚齐、卓子。骊姬嬖于献公，齐姜先死，公乃立骊姬以为夫人。后因其废长立幼，搅动晋国政局，导致了多年的动乱。
4.西施：，春秋末期越国人，又称西子，古代著名的美人。传说被送入吴国，用以迷惑吴王夫差，致其沉湎，导致最后灭国。事详汉袁康《越绝书》。
5.汉成：汉成帝刘骜（公元前51年—公元前7年），西汉第12位皇帝，公元前33年—公元前7年在位26年，终年46岁，死后谥号孝成皇帝。赵飞燕：本长安宫人。初生时，父母不举，三日不死，乃收养之。及壮，属阳阿主家，学歌舞，号曰飞燕。成帝尝微行出。过阳阿主，作乐，上见飞燕而说之，召入宫，大幸。后立为皇后，汉成帝病亡，被王莽逼迫自尽。事详《汉书·外戚传》。
6.祚（zuò）：皇位。昭仪：武则天（624年－705年），名武曌，并州文水（今山西文水县）人。十四岁入宫为才人，唐太宗赐号“武媚”，唐高宗时初为昭仪，后为皇后，683年至690年间作为唐中宗、唐睿宗的皇太后临朝称制，期间改名为“曌”。后自立为皇帝，定洛阳为都，改称神都，建立武周王朝，神龙元年（705年）正月，武则天病笃，宰相张柬之发动兵变，迫使武氏退位。唐中宗复辟，恢复唐朝，上尊号“则天大圣皇帝”，后遵武氏遗命改称“则天大圣皇后”，以皇后身份入葬乾陵，唐玄宗开元四年（公元716年），改谥号为则天皇后，天宝八年（公元749年），加谥则天顺圣皇后。
7.天宝：唐玄宗年号。贵妃：杨玉环（719年－756年），字太真，祖籍蒲州永乐（今山西永济），生于蜀郡成都（今四川成都）。她先为寿王李瑁的王妃，后为公爹唐玄宗李隆基的贵妃，深受宠幸。安史之乱爆发后，随李隆基流亡蜀中，途经马嵬驿，禁军哗变，杨玉环被缢死，时年三十七岁。事详《旧唐书·后妃传》。
8.陈侯：陈灵公。夏氏：夏姬。春秋时期陈灵公与本国贵族的遗孀夏姬私通，他们的行为放荡且高调，激怒夏姬之子夏徵舒，为其射杀。事详《左传·宣公十年》。
9.宋督：宋国大臣华父督。孔父：孔父嘉。春秋时期宋国大臣华父督见孔父嘉之妻于路，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艳。”后来华父督发动政变杀死孔父嘉，将其妻夺归己有。事详《左传·桓公元年》。
8.枚生：枚乘（？～前140)，字叔，淮阴（今江苏淮安市西南）人，西汉辞赋家。《七发》是其名作，文中所引即为其语。
【译文】
桀纣因为妹喜而败亡，周幽王因为褒姒而覆灭，晋国因为骊姬而致乱，吴国因为西施而惹祸。汉成帝沉溺于赵飞燕的美色，披香殿学士淖方成讥之为红颜祸水。李唐王朝因为武则天而中道改路，唐玄宗天宝年间因为宠幸杨贵妃而引发安史之乱。陈灵公与寡妇夏姬公开私通，宋华父督觊觎孔父嘉的艳妻。历史上败国亡家的事情，往往都和女色有关系。皓齿蛾眉是伤身的刀锯斧头，越女齐姬是害性的毒药猛兽。枚乘的上述话，可以供后世之人师法。唉，难道不应该隐忍吗！
【评析】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男女概莫能外，而女子尤甚。在当下的女人圈中，即流行如下的口号：“宁愿冷死，宁愿热死，不愿丑死！”求美是她们的人生目的，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会忠实贯彻。美在增加自己自信的同时，也可以形成一道靓丽风景，供人欣赏。如此看来，美女于人于己都是利多弊少的，为什么她们在古代反成了戴罪的羔羊，总是遭受千夫所指？红颜之所以沦为祸水，正在于佳人丧失了自主权，而等同于稀罕物，“尤物”的指称就是显证。因为是尤物自然就是小众的珍贵资源，也自然成为男人们彰显实力的象征：没有的会不断地猎奇，拥有的也总在担心被觊觎。所以在古代，美女与其说是因为情色而存在，还不如说是出于男人实力的比拼。
事实上传说中的四大美女，她们绝大多数都是关乎权利斗争的。古代兵法中的美人计，更是将美女的存在，彻底地工具化了。不过美女之所以能够承担起工具的功能，实在因为她们本身也是危险的，尤其是在古代的封建贵族社会中。美，对很多人来说几乎是挡不住的诱惑。白居易说唐明皇在遇见杨大美女的反应是“从此君王不早朝”，而之所以“从此君王之不早朝”，恰恰是因为留恋“春宵一刻值千金”。
春秋时期晋国大臣叔向的母亲，在儿子叔向要迎娶著名艳妇夏姬的漂亮女儿的时候，就曾竭力反对，她说：“三代之亡，共子之废，皆是物也。女何以为哉？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义，则必有祸。”（《左传·昭公二十八年》）其实美女之所以是危险品，问题不在美女本身，而是出在男子们身上，因为美女的尤异绝色能够移动人心，很多男人的生活轨迹也由此改变，于是悲剧便发生了。因为绝大多数人无法像柳下惠那样坐怀不乱，于是为保险起见，干脆就早早回避。美人长得美不是错，错在生活于一个错误的时代，且碰到了错误的人。
酒之忍第四
禹恶旨酒，仪狄见疏1。周诰刚制，群饮必诛2。窟室夜饮，杀郑大夫3。勿夸鲸吸，甘为酒徒4。布烂覆瓿，箴规凛然；糟肉堪久，狂夫之言5。司马受竖榖之爱，适以为害6；灌夫骂田蚡之坐，自贻其祸7。噫，可不忍欤！
【注释】
1.“禹恶旨酒”二句：禹，姒姓夏后氏，名文命，号禹，后世尊称大禹。传说是夏后氏部落的首领，因其治水有功，后通过禅让得到帝位。仪狄：据先秦典籍记载是夏禹时代司掌造酒的官员，女性，相传是我国最早的酿酒人。
2.周诰：指《尚书·周书·酒诰》。刚：强。制：断。《酒诰》：“若保宏父，定辟，矧汝刚制于酒。厥或诰曰‘群饮’汝勿佚，尽执拘以归于周，予其杀。”
3.窟室：地室。郑大夫：春秋时期郑大夫伯有。《左传·襄公三十年》：“郑伯有耆酒，为窟室，而夜饮酒，击钟焉，朝至，未已。”
4.鲸吸：如鲸鱼吸水般豪饮酒。杜甫《饮中八仙歌》：“左相日兴费万钱，饮如长鲸吸百川，衔杯乐圣称避贤。”
5.瓿（bù）：古代的一种小瓮，青铜或陶制，用以盛酒或水。《晋书·孔群传》：“群，字敬林，严叔父也。有智局，志尚不羁。……性嗜酒，导尝戒之曰：‘卿恆饮，不见酒家覆瓿布，日月久糜烂邪？’答曰：‘公不见肉糟淹更堪久邪？’尝与亲友书云：‘今年田得七百石秫米，不足了曲糵事。’其耽湎如此。”晋人孔群好酒成癖，王导想劝其戒除，譬喻说盖酒坛的布经酒浸泡，时间长了就会糜烂。
6.司马：春秋时期楚国司马子反。竖榖：子反的仆人榖阳竖。《左传·成公十六年》：（晋楚鄢陵之战）……王闻之，召子反谋。穀阳竖献饮于子反，子反醉而不能见。
7.灌夫：字仲孺，西汉人。七国之乱时，与父俱从军，以功任中郎将，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任太仆。次年徙为燕相，坐法免官。喜任侠，家财钱数千万，食客日数十百人，横暴颍川，与丞相田蚡不和，后因在蚡处使酒骂座，戏侮田蚡，为蚡所劾，以不敬罪族诛。田蚡（fén）：长陵人（今陕西咸阳）。汉景帝皇后同母异父弟，汉武帝的舅舅。建元二年（公元前140年），田蚡被封为武安侯，五年后，出任丞相。得势后专横跋扈，公元前131年，暴毙于床榻之上。二人生平详见《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
【译文】
大禹体悟到美酒会误事亡国，所以疏远了酿酒师仪狄。周人发布酒诰严厉禁止饮酒，如果群饮必定诛杀。郑国伯有嗜酒如命，挖地室作长夜之饮，最后因酒见杀。不要自甘酒徒，夸耀自己的海量。王导规劝说，覆盖在酒坛上的布，因酒浸泡而糜烂不堪。孔群诡辩糟肉经酒而成，只不过是狂颠者的疯话。楚人司马子反口渴求饮，仆人榖阳竖出于对主人的爱戴，将水偷换成美酒，可是这酒却害子反错过了战机，最后竟自杀身亡。西汉大臣灌夫在宴席上仗着酒气责骂宰相田蚡，由此惹祸上身，为蚡所劾，以不敬罪族诛。唉，难道不应该隐忍吗！
【评析】
曹操说自己：“何以解忧，唯有杜康。”（《短歌行》）刘伶说自己：“方捧甖承槽，衔杯漱醪。奋髯踑踞，枕曲藉糟。无思无虑，其乐陶陶。”（《酒德颂》）杜甫说李白：“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饮中八仙歌》）可见古人也不是一味排斥美酒的。酒可以增加气氛，尤其是在宴会场合，所以坊间有这样的说法，叫做“无酒不成席”。即便是个人独处的时候，对影挥樽也别有一番风味。所以好酒之徒，代不乏人。
然而凡事不能过度，若好酒成瘾，而致因酒乱性，喜事转成悲剧，酒就成了十足的祸害。本节所列，都是此类的证明。如果能够饮酒微醺，意态扬扬，就能够体味酒中的三味。孔子说：“出则事公卿，入则事父兄，丧事不敢不勉，不为酒困，何有于我哉？”（《论语·子罕》）“惟酒无量，不及乱。”（《论语·乡党》）不过生活中真正能够做到饮酒适可而止的，实在是少之又少。因为对很多人来说，饮酒是“众乐乐”的事，“举杯邀明月”的独饮多半是消愁。
前者是常态，而后者是变数。变数的后者，往往将酒作为治病的良药，虽然此方多年来屡经检验并不奏效，诗仙李白就曾感慨“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不过此举固然显得消极，但也不乏可取之处。而常态的前者，在“酒能助兴”、“无酒不成席”的良好愿景之下，往往因为不知节度而走向了反面。很多人将饮酒的数量作为比拼的正题，反倒淡忘了美酒本身的味道；很多人要“一醉方休”，原本为的是赢取豪迈名声，然而最后往往流成了落拓酒徒。“乐”极生“悲”，才是许公提出面对美酒需要隐忍警戒的根源。
声之忍第五
恶声不听，清矣伯夷；郑声之放，圣矣仲尼1。文侯不好古乐，而好郑卫2；明皇不好奏琴，乃取羯鼓以解秽3。虽二君之皆然，终贻笑于后世。霓裳羽衣之舞4，玉树后庭之曲5，匪乐实悲，匪笑实哭。身享富贵，无所用心；买妓教歌，日费万金；妖曲未终，死期已临6。噫，可不忍欤！
【注释】
1.伯夷：为商末孤竹君之长子。初，孤竹君欲以次子叔齐为继承人，及父卒，叔齐让位于伯夷。伯夷以为逆父命，遂逃之，而叔齐亦不肯立，亦逃之。后因不满武王伐纣，不食周粟而死。事详《史记·伯夷列传》。仲尼：孔子，名丘，字仲尼。《孟子·万章下》：“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
2.文侯：魏文侯，战国时期魏国的建立者。姬姓，魏氏，名斯。一曰都。公元前445年，继魏桓子即位。公元前403年，韩、赵、魏被周王与各国正式承认为诸侯，成为封建国家。郑卫：指郑国卫国的音乐。
3.明皇：唐玄宗李隆基（685－762），亦称唐明皇，712年至756年在位。羯（jié）鼓：古代乐器，两面蒙皮，腰部细，用公羊皮做鼓皮，据说来源于羯族，因此叫羯鼓。
4.霓裳羽衣之舞：唐朝大曲中的法曲精品，唐歌舞的集大成之作。唐玄宗作曲，安史之乱后失传。南唐时期，李煜和大周后将其大部分补齐，金陵城破时，被李煜下令烧毁了。南宋年间，姜夔发现商调霓裳曲的乐谱十八段，保存在他的《白石道人歌曲》里。
5.玉树后庭之曲：《后庭花》又叫《玉树后庭花》，以花为曲名，本来是乐府民歌中一种情歌的曲子。南朝陈后主陈叔宝填上新词在宫中传唱。因其荒淫无度，不理朝政，在位不足七年即为隋所灭，陈后主成了阶下囚，后病死于洛阳。《玉树后庭花》由此也被后世称为“亡国之音”。
6.此为晋石崇事。《晋书·石崇传》：崇有妓曰绿珠，美而艳，善吹笛。孙秀使人求之，石崇不许，后为其矫诏诛杀。崇母兄妻子无少长皆被害，死者十五人，崇时年五十二。
【译文】
伯夷从来不听不好的声音，被孟子称为圣之清者。孔子主张排斥郑国音乐，被孟子尊为圣之时者。魏文侯不喜欢听先王雅乐，却喜欢听郑卫新声；唐明皇不喜欢听琴奏，而偏爱鼙鼓夷音。这两个国君都爱好世俗的淫鄙之乐，也都因此遭遇变乱而受到了后人的耻笑。唐明皇的霓裳羽衣舞，陈后主的玉树后庭花曲，不是欢乐而是悲伤，不是欣笑而是痛哭。晋人石崇享受着无比的人间富贵，但却不思进取，偏离正业。他不惜耗费巨资，搜罗歌姬教其演唱，然而美女的歌声还没有停歇，自己的死期就到了。唉，难道不应该隐忍吗！
【评析】
在古人的观念中，衣食住行都可以牵连上政治：衣服穿着不得体可以让贵胄公子身首异处，郑灵公因为拒绝臣下子公的染指鼎中的鼍羹而致亡身丧国，齐国执政大臣庆封因为车骑华丽而被鲁国兄弟预言破败，甚至于孔子也说过“君子居之，何陋之有？”（《论语·子罕》）即便是音乐，也被古贴上了丰富的政治标签。《礼记·乐记》的作者就认为从音乐中可以辨别出政治的味道：“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正是从这样的音乐传统中关照音乐，于是自然便得出如下的结论，即不合时宜的音乐，必然导致政治上的覆辙。
从音乐中可以探国家政治消长的消息，在历史上也是真实存在的，因为那时的音乐还不是如今天这般单一，它们是作为“礼”的一部分而存在的，而“礼”本身就是古代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音乐在过去，本身就在政治的范畴之中，所以古人以政治的姿态来讨论音乐，实在是再恰当不过的了。只不过时过境迁，曾经归属于政治的音乐，逐渐丧失了其附带的政治功能，到现代就仅保留了抒情言志的艺术功能，以及诉诸听觉的审美体验。音乐从政治跌入了艺术，就使得现代的诸多只懂艺术的音乐家们，对于过往的音乐曾经干预过政治的历史反倒是迷惑茫然。毕竟玩物虽然能够让人丧志，但对于很多沉迷于音乐的人来说，此举非但不足以危身亡国，而恰恰是通往成功和成名的必由之路。我们常教导他人或被他人教导：“性趣才是我们学习最好的老师！”对音乐来说，有时候适当“沉湎”也是必须的。
食之忍第六
饮食，人之大欲1。未得饮食之正者，以饥渴之害于口腹。人能无以口腹之害为心害，则可以立身而远辱2。鼋羹染指，子公祸速3；羊羹不遍，华元败衄4。觅炙不与，乞食目痴，刘毅末贵5，罗友不羁6。舍尔灵龟，观我朵颐7。饮食之人，则人贱之8。噫，可不忍欤！
【注释】
1.《礼记·礼运》：“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
2.饮食之正：饮食的真正味道。《孟子·尽心上》：“饥者甘食，渴者甘饮，是未得饮食之正也，饥渴害之也。岂惟口腹有饥渴之害？人心亦皆有害。人能无以饥渴之害为心害，则不及人不为忧矣。”
3.鼋（yuán）羹：大鳖做成的肉汤。《左传》宣公四年：楚人献鼋给郑灵公。公子宋与子家将要朝见灵公。突然子公的食指动，他举着手指对子家说：“他日我如此，必尝异味。”等进到宫中，看见宰夫正要杀鼋，两人相视而笑。灵公不解，子家将食指动的情况告知。可是等到请大夫吃鼋的时候，召子公而弗与也。子公怒，染指于鼎，尝之而出。
4.败衄（nǜ）：损伤，挫败。《左传》宣公二年：将战，华元杀羊食士，其御羊斟不与。及战，曰：“畴昔之羊，子为政；今日之事，我为政。”与入郑师，故败。
5.刘毅（？－412年）：字希乐，沛国沛县（今属江苏沛县）人，东晋末年北府兵将领。曾与刘裕、何无忌等举义兵消灭桓玄，后又参与讨伐卢循的战事。在晋官至卫将军、荆州刺史。因不服于刘裕，故此被刘裕所攻，兵败自杀。《晋书·刘毅传》：“初，江州刺史庾悦，隆安中为司徒长史，曾至京口。毅时甚屯窭，先就府借东堂与亲故出射。而悦后与僚佐径来诣堂，毅告之曰：‘毅辈屯否之人，合一射甚难。君于诸堂并可，望以今日见让。’悦不许。射者皆散，唯毅留射如故。既而悦食鹅，毅求其余，悦又不答，毅常衔之。义熙中，故夺悦豫章，解其军府，使人微示其旨，悦忿惧而死。毅之褊躁如此。”刘毅早年因向庾悦求食鹅肉被拒，于是怀恨在心，得势后施以报复。
6.罗友：东晋时人，生卒不详，字宅仁，襄阳（今属湖北省襄阳市）人。出身寒门，年少行乞，后入征西大将军府，担任幕僚，有奇才，不拘小节。桓温任荆州刺史时，他任刺史属下的从事。后出任襄阳太守，累迁广州、益州刺史。《世说新语·任诞》：“襄阳罗友有大韵，少时多谓之痴。尝伺人祠，欲乞食，往太蚤，门未开。主人迎神出见，问以非时何得在此，答曰：‘闻卿祠，欲乞一顿食耳。’遂隐门侧。至晓，得食便退，了无作容。”罗友少时贫贱，曾经向祭祀的人求食祭品，不以为耻。
7.《易·颐》初九爻：“舍尔灵龟，观我朵颐，凶。”
8.《孟子·告子上》：“饮食之人，则人贱之矣，为其养小以失大也。”
【译文】
喝水吃饭，是人的最大欲望。很多人之所以不能体味到饮食的真正味道，是因为饥渴干扰了口腹的真实感觉。人如果能够不为饮食而影响内心的话，就能够做到立身并能远辱。郑国子公因为染指了鼎中的鼋羹，而招致了国君灵公的忿怒，灾祸也随之而来。宋国华元因为战前杀羊食士漏掉了车夫，导致战场上羊斟的报复陷害而被擒。刘毅贫穷的时候，曾向庾悦求鹅炙而被拒，后来发迹衔恨报复；罗友年少的时候无所顾忌，曾向求人施舍祭食，后来身名俱泰。《周易》说：舍弃自己如同灵龟般的智慧，却观望别人手中的食物，不耐安静而追求动养，必定凶险。那些一心追求口腹之欲的人，被人瞧不起。唉，难道不应该隐忍吗！
【评析】
美国著名心理学家马斯洛认为，人的需要存在五个层次，它包括生理的需要、安全的需要、社交的需要、尊重的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饮食，属于最低层面的生理需要。底层既意味着最初级，同时也意味着最重要。正如楼宇之地基，一切都因此而起。然而后人在看待饮食的态度上，却总是在“最初级”和“最重要”之间反复徘徊。孔子属于前者，他说：“三年学，不至于谷，不易得也。”（《论语·泰伯》）管仲属于后者，他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管子·牧民》）其实两家在本质上并无区别，不过是关注的重点有差异罢了。正如万事都是两面组合一样，饮食固然可以惹祸，但它同样可以添喜。
《需》卦《大象》说：“云上于天，需，君子以饮食宴乐。”《左传》说：“唯食忘忧。”（昭公二十八年）《礼记》说：“当食不叹。”（《曲礼上》）因为饮食是快乐的，以至于古人在临别祝福的时候，往往也会借饮食寄辞。汉末古诗十九首之一《行行重行行》云：“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弃捐勿复道，努力加餐饭。”汉乐府《饮马长城窟行》：“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呼儿烹鲤鱼，中有尺素书，长跪读素书，书中竟何如？上言加餐饭，下言长相忆。”在此都突出了饮食的无可替代的快乐属性。然而人吃饭是为了活着，但人活着却不仅是为了吃饭。“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羞直万钱。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行路难》）李白的不快乐，固然不是因为有陶渊明一样的饮食之忧，但我们也不应怀疑的确有超出饮食之上的忧虑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说孔门圣徒颜回的存在状态，或许是古人对于饮食与道德关系解读的理想范本。孔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在回也！”（《论语·雍也》）